通过本书，可以更好的理解党政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
本书分析中国政治体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内容涵盖政治制度、党的组织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过本书，可以更好的理解党政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才会意识到，为什么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厘清党政之间的关系。中国党政关系的演变一直以来面临一组深层张力：一方面，现代国家治理需要专业化的行政体系和法治化的权力运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需要保证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不同阶段的党政关系形态，实质上是对这一张力的不同平衡方式。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演变大概经历了3种形态，从”以党代政”，再到”党政分开”，进而”以党统政”，每一次关系的演变都是基于上一次关系的思考。通过了解这个过程，也才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不断发展变化而来的，很多制度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大家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地纠错中前行，才明白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不易。以前常常听到的口号都习以为常，但这之后才明白了内在的含义，再来看这些口号，感觉又不一样了。
摘录
本书从理解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及中国共产党入手，在横向维度上分别阐述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统一战线重要内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中央人民政府，旨在实现“自我监督”的纪检监察系统、实现“党管干部”的组织系统、实现“精英吸纳”的统战系统，以及作为“笔杆子”的宣传系统、作为“刀把子”的政法系统和作为“枪杆子”的军事系统；在纵向维度上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治理三大议题；最后，从群众与公民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发展。
与规范叙述和文本阐释不同，本书致力于从经验层面分析中国政治，以回答一个基本但不那么简单的问题：中国政治是什么？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个中国已发生并还在经历深刻变化的全球化时代，撰写这样一本教科书显然需要面对智慧和情感的双重挑战。本书作者甘愿承受这一压力，并非因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已胸有成竹，而是愿意将写作本身视为一个学习和理解中国政治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读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他们以理性审视的眼光阅读和使用这本教材，并参与到“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事业中来。
下面所引之言分别出自两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是以他个人姓氏命名的学说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尊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马克思，另一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两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国家，也是一个幅员辽阔、族群众多的大国。撇开远古传说和不断更新的考古发现不说，就政治制度而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基本格局。这一战略性选择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演化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虽经历磨难，内忧外患，分合数度，但终究得以保留和延续至今。与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但最终消散的其他文明大国相比，中国的命运是独特的。这种历史延绵的意义超越了时空维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广博与深邃。即使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依然明显地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为人们所感知。这种特定的发展方式，意味着传统的因素常常在新形式的包裹下得以存续，显示出颇为强劲的路径依赖效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嵌入政权结构之中。因此，作为描述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其基本要素既离不开党，也离不开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政府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在想到的诸多可能选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政党国家”“党政体制”等，本书倾向于“党政体制”。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是因为“党政体制”一词兼具以下五个优点：（1）包含了“党”与“政”的要素，满足了作为核心概念的基本要求；（2）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也映衬了特定的历史脉络；（3）四字组合符合汉语使用的习惯，易于交流和沟通；（4）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的简称，具有较大的包容性；（5）比较客观和中立，没有既有词汇的价值负载，有利于发挥描述功能。
党政体制的奥秘在于，作为一个复合体，它既超越了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政府组织的逻辑。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将两者整合在一起，自我生成了一种新的逻辑。
在我们看来，西方意义上的司法概念无法充分反映中国党政体制的特征。相反，只有在纪检监察系统和政法系统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中国的司法体制及司法体制改革。
无论是前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都不是“体制转型”，而是既有体制的自我完善。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内生成果，也是党政体制自我认知的思维结晶。因此，本教材倾向于用“体制演化”来客观描述中国的政治变化，中国政治一方面是稳中有变，另一方面是变中有常。如何认识中国政治演化的这种“变”与“常”是学术研究的一大挑战，也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乐趣之所在。
在众多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教科书中，本书是一个小小的、但略有不同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的不同视角。透过这一视角，能够领略一幅关于中国政治的新图景。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依赖读者的选择与教学实践的检验。
政党无法在体制内依靠既存的机制从事政治动员，并由此获得国家权力，这迫使它不得不从体制外谋求社会改造和推动政治发展。
作为一种沟通机制，政治协商的制度化组织是人民政协，人民政协的功能有三种：首先是政治协商，即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对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前进行商议，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调，以反映民情，集中民智，凝聚民意。其次是民主监督，即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最后是参政议政，如各级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各级国家机关、人民政协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决策；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政治协商机制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执政的活力、弹性和韧性。
在国家制度和政府组织层面，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首先是党与人大的关系，党执掌国家政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通过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实现的。
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政府权力；它的章程也不具备法律性，对社会成员没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宪法明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设专门委员会中占有适当比例，并可聘请有相应专长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专门委员会顾问。人大、人大常委会在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在组织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时，吸收人大代表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并可聘请民主党派、无党派的专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中应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占适当比例。在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市、州、县应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人大中占适当比例。当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是以人民代表、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区域代表团的活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进行活动，而不是由党派委任，不代表党派利益。
虽然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既要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地发展综合国力，又要达致平等、和谐、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不可偏离的。
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中，是否承认并履行党的纲领、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即维持党的严明的组织边界，便成为重大的原则问题。这和西方政党尤其是选举型政党的政党俱乐部化、党员可跨党或进出自由的边界模糊状况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入党程序等作了详尽规定，努力保持党员对党的强烈的组织意识和身份认同，维护党作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存在价值，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要求所在。
在革命和建设中，党的组织既是社会政治改造运动的策源中心，其本身也随着社会政治改造过程而不断扩张。中国共产党现今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系统，还是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社团等社会单位，都已建有相应层级的发达的组织网络，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这是“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的建制要求。组织的严密性使得组织的渗透无远弗届，组织的力量无所不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
对西方多数政党而言，拥有执政权未必拥有领导权，因为在多元自由主义社会，承认和服从某个政党的执政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政治集团必然接受其领导权，法律上的服从不等于政治上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在革命中已经以它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起统摄一切的领导权，拥有领导权必然要求执政权，从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在政治与法统之间的逻辑就是如此，反过来，拥有执政权亦绝不放弃领导权，只有落实了领导权才有巩固的执政权，这就是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在社会各个层面扩展它的组织网络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军事方面的全面领导，集中而言，又可概括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它们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政治功能。政治领导是指规定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路线和政策，协调政治主体间关系，确立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组织领导是指在国家层面通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向政权机关推荐党的重要干部，以掌控国家权力，在社会层面通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整合社会力量。思想领导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通过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和党的理论创新工作，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思想，使共产党的主张为人民所接受并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
1987年，党的十三大一度进行取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的党组的试验，以解决以党代政问题。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回到了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位一体的传统路径，党组制度得以重新恢复。
实际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党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虽然党组和同级党委分属于人大和党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从党内关系来说，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通过主席团的设置、一系列会议和临时党委、党支部、党小组的运作，党基本能保证党对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领导，将党的意志顺利转变为国家意志。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在京召开，从而使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权成为历史，从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通过人大来实现，对社会各界的领导则通过包括人民政协在内的统一战线来实现。人民政协的职能和定位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国家政权机关与统一战线的双重身份向统一战线单一功能转变。
两会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民主观念——代议制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种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有效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职能与人大的立法、决策职能结合起来，提高了人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另一方面，人大的地域代表机制和人民政协的群体代表机制，一横一纵，相互补充，共同为执政党的科学民主决策创造条件。
在党政体制下的现代行政国家中，协调党政关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应当是法律。一方面，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下，执政党对政府官僚体系的领导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依法行政，其行政自主权不能超越法律而架空执政党的领导。因此，党政体制下执政党的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必须协调起来。处理好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与行政官僚相对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是党政体制下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行政脱离政治、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现象的发生。这一建构过程将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与行政技巧的历史进程。
在干部管理过程中，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至关重要。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什么人、用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选人用人是党政体制运行的风向标，关系到地方乃至国家的兴衰。
选拔任用的主要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既是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标准，也是干部培训的目标。
由此可知，德才兼备中的“德”，与又红又专中的“红”对应，也主要指干部的政治表现、政治立场、政治道德等，其核心是对党的忠诚，坚持党的原则，具有坚定的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同时，德才兼备中的“德”又具有除政治含义之外的更广泛的内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内容。德才兼备或又红又专中的“才”与“专”相对容易理解，主要是指具有某一专业领域的素质、技术专长与实际治理能力。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都不能仅仅是政治道德性的，更需要各级干部具有各种专业素质与能力，例如领导力、创造力、执行力等内容。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八项本领”（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和“七种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这是德才兼备中对“才”的新要求。有研究认为，在实际中，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实质上是基于干部的个人素质对其进行选拔任用的过程，政治素质和品德是关键，工作才能是核心，教育和职业经历是基础，工作业绩是标志。基层党政干部选拔的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政治素质和品德、工作才能、工作业绩、教育和职业经历。
2000年，中组部颁布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2019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提到，要“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这表明组织系统的干部选拔任用视野应更开阔，不仅仅局限于后备干部队伍。
宣传工作从来都不仅是宣传部这一职能部门的工作，而是一项事关全局、全党的工作，宣传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刘少奇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作宣传的”。习近平提出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宣传系统和组织系统类似，具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严密体系，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党组）分级分类领导，宣传部专门负责，有关方面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
在结构上，统一战线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的伞状结构。其伞縠是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骨架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政协其他各界别，伞面则是这些团体和组织所联系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以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其所联系的群体团结在自己周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以借助人民政协这个广阔的舞台来完成统一战线的任务。由于党派团体之外的其他界别没有独立的组织，更需要通过人民政协的界别小组和各专门委员会等机构来实现与权力中心的对接。因此，人民政协最充分地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点和逻辑。
统战部在安排人事方面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向组织部推荐拟往国家机关任职的非党干部人选；二是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的提名和统筹。
在未来一段时间，政法系统内部权力配置的犬牙交错的状态将长期存在，“党治”与“法治”的平衡仍需继续探寻。
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决定从1994年起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试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迄今为止，分税制已经成为财政管理的主要模式。分税制最核心的内容在于采用相对固定的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税源稳定、份额较大的税收收归中央；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为分享税；与地方关系密切的农牧业税、地方国企所得税归地方。
但分税制造成的收入上收的效应会在各级政府间层层传递，造成所谓财权层层上收的效应。有学者按分税制前后县乡财政收入构成测算，分税制所划定的中央与省之间的关系几乎被完整地传递到县乡基层财政。这造成了“中央财政高速增长，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地州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的局面。
摘录完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优秀的人，也是在摸索中前进，所以对个人来说，更不要因为害怕错误，而变得小心翼翼地生活，而是在这个巨大的变革中，努力找寻和走出自己的道路。
生活本质上是一场历练
当你碰到某件事情
未必立即明白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但可以先付诸行动
不喜欢再调整
无需畏惧选择，错误在所难免
每个人都会面临诸多选择
我认为选择出错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在于提高正确选择的成功率
所有的挫折和失败
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
最终都会成为你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漫长
要始终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到来
——雷军
